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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专访姜生教授

发布时间:2017-03-21    点击次数: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21日头版头条

原题:道教科技史研究再思——访长江学者、四川大学教授姜生


回顾学术史和审视当前研究,道教与科学的关系是一个颇有争议又引人入胜的国际性学术话题,海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如李约瑟、陈国符、席泽宗等都曾参与研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主任姜生从事历史学、宗教学、科学史的交叉学科研究,长期致力于开拓建设“道教与科学”(道教科技史)学科体系,形成了稳定的国际化学术团队,目前主持“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研究工程第三卷宋元明清卷(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关于道教与科学的关系,学术史上有哪些代表性的观点?道教科技史研究在学科建设和研究方法上有哪些反思和探索?记者近日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姜生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道教科技史领域,海外学界对于道教与科学关系的讨论有哪些代表性的学者和观点?


姜生:应该说,国际学界关于道教与科学关系的讨论,不仅超越文化圈,而且形成各家持论相争的形势。海外学者对于道教与科学的关系存在不同观点,可以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为代表。李约瑟认定,道教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是头等重要的。他为自己选择姓“李”就是因为他对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的崇敬,他甚至自称“道人”,并为自己取了三个道号。

李约瑟主持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共包括七卷三十多册,他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他进而认为,“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

也有一些学者对道教与科学的关系持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对于李约瑟的学术判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席文教授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在Taoism与科学之间存在任何普遍的和必然的联系。”

国际上,中国科技史界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判断,形成一种僵局:第一,使李约瑟及其团队本欲进军道教科技史料的步伐趋于停滞,况其本来对道教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基本处在“判断”层面;第二,深度抑制了西方学者对道教作科技史探讨的勇气。这客观上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学术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学术史,我国学界道教科技史研究情况如何?


姜生:道教科技史研究涉及众多,在这里只能简介如下。20世纪初,一批留学归国学者开始了中国科学史研究,成为中国化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他们一开始就意识到道教炼丹术的科学史价值,并使其成为化学史及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28年,美国学者约翰逊在上海出版《中国炼丹术考》,这是试图对中国炼丹术进行全面研究的最早专著,对我国学界产生积极影响。作者提出两个有价值的观点:一是中国炼丹术起源于道教,并对中国古代科技影响巨大;二是西方炼丹术受到中国炼丹术的强烈影响。20世纪30年代一批中国留学生协助美国学者戴维斯研究中国炼丹术,国内学者如曹元宇等亦取得重要成绩。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研究涉猎较少,且主要局限于炼丹术的化学史研究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化学史研究得到很大发展,出现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等重要著作。尤其是陈国符先生70年代开始专研外丹黄白术,对《道藏》进行系统研究,撰成《道藏源流续考》。80年代以来,模拟实验等科学方法在炼丹化学研究中应用较多,学者们以此证明了炼丹术中的许多科技成分,极大地推进了炼丹术与科技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道教研究界和科技史界均将道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纳入视线,研究在多领域内展开。金正耀博士的《道教与科学》(1991)、祝亚平博士的《道家文化与科学》(1995)相继问世。1998年,姜生获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立项“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2002年140万字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2010年200万字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先后出版。该书由数十位中外学者撰稿,以跨学科交叉的原创性研究(包括实验研究),全方位考察了五代以前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和医学等众多领域的关系,促进了道教科学技术史学科领域走向成熟。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道教科技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殊要求?


姜生:道教科技史这个比较“小众”的领域,已经逐渐发展为一门比较独立的学科领域,我们的国际团队在不同的地方推动着共同的事业。道教科技“杂而多端”、门类繁多、无所不包,其学科生长特征本来就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血肉不分;根据这种情况,就要按古今学科概念融通兼顾的原则,从多个相对独立、相互关联的方面,多向度开掘宝藏。

道教科技史是一项联结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门类的原创性学术工程。其研究以传统的文献考证为基础,多学科交叉,同时结合实验、测绘、运算等自然科学方法,超越传统方法的局限,使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获得现代新方法的支持。

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应该以学科领域为依据,将研究内容分为道教史、科学思想、化学、医学、养生学、天学地学、物理学、生物学、数学九个部分,总体上主要采用历史学、宗教学与科学史的交叉方法,在不同学科中结合图像、图表、模拟实验等技术手段,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多角度、多学科方法研究,从古史的兴衰发掘今人正在苦心寻觅的某种制约中国科学的文化之钥。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坚持道教科技史研究十多年了,您认为道教与科学关系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姜生:研究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在探讨诸学科发展规律、展示重要成就的基础上,在前贤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化的最深层,原创性地揭示为什么传统科学技术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在后期却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形态。这一问题性的浮现,是在道教与科学、宗教与科学这个多学科交叉背景下长期探索思考的结果。

我们的研究乃建立在这样一种基本的学术逻辑之上:道教信仰者追求长生不死的目标虽然荒诞,但为实现这一梦想而采取的过程和手段却多是合理的科学的。换句话说,虚妄的神仙理想驱动人们以超乎寻常的努力投身科学技术、医学和工艺,成为推动科学探索的真实动力。所幸古人的这些“业绩”最终都积淀保存在巨量的道教经典和相关文献中,保存在一些常被人所忽视的文物中。正是这一基本判断,驱使着我们的团队毫不犹豫地进军这一被长期忽略的巨大科技宝藏。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到需特别注重把研究建立在对道教的特殊本质认识的基础之上,在您看来什么是“道教的特殊本质”?


姜生:这是一个带有“本质”性的问题。道教科学技术史内容庞杂,涉及学科领域众多,如果只用传统的演绎、归纳方法或西方固有的认识模式去审视、分析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难以获得合理的认识。可以说,任何一项创造性的系统研究,只有获得学理和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才能指望构建新框架、启动新逻辑、掘进新地层。

在学术思想方面,我们的基本理论判断是,由于道教的思想结构和概念系统的独特性,研究道教科技史如果简单套用西方“科学”概念和理论框架,将难以把握道教科技的实质,难以准确合理地理解道教与古代科技的关系。

道教与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应该是一种重新界定的“科学”概念。应该说,科学是人类经过千百年的探索与实践而形成的用于有效延长和增强自身能力的知识系统,它使人类面对自然界这个生存环境时,具有符合其价值取向的攫能效率。在这个定义中,“攫能性”是解析人类文化及其历史动力的核心概念。这个新概念具有更为广泛的适应性和包容性,可望把我们从近代西方背景下的“科学”概念中解放出来,为探索包括非西方传统的更为广阔的全球科学技术史提供认知的理论基础。

简单说,道教的长生不死宗教理想结构包含着对科学技术的需要;科学技术则在道教哲学、神仙信仰和实践中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和思想基础。这是历史上道教与科技有时难以分辨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道教科技史研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有何意义?


姜生:这是我们不断思索的重要问题。在过去10多年的研究中,我们强烈地认识到,必须带着时代的使命意识,去纵深拓展道教与科学的学术理论价值,体现应有的现实关怀,在揭示历史之真实的基础上,探寻中华文化与未来人类科学发展的可能生长关系。

中国文明有着不同于欧洲的文化进程。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上,古代中国可谓一枝独秀。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而这种创造性的内部,正如李约瑟所看到的,道教思想乃是核心。

要认识一个民族,要把握其民族性,唯一合理的方法就是研究他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规定性。中华民族要复兴图强、要成为科学技术的原创国,先须以史为鉴,认识自我,发现中华文明史上某些导致整个民族积贫积弱、导致科技走衰的内在文化根源、关键拐点。这样才有希望让中华文化再度成为人类科学技术孕育发展的沃土,才能使中国科技摆脱近代以来的跟踪式发展怪象,回归自本自根之正途,形成发展为一整套中国式的文化—科学话语体系,为全人类提供新的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多数人印象中,道教纯为本土宗教,请问近年在道教文化向外传播方面有何新研究?


姜生:是的,道教中产生的诸多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和技术,不仅对中国古代科技作出重大贡献,而且还曾向外传播,主要有两个方向。第一,道教曾传入印度,对印度密教及炼丹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为印度古代化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第二,道教通过阿拉伯文化圈传至西方,对近代化学的产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上两个方向的传播过程在中西交通史和中西文明兴衰史上写下了令人深思的历史篇章,需要学界对此进行重点研究,还原中西交通史上的某些精彩图景。

当然,由于相关资料稀散,加之文献上存在多种语言交流的困难,这两个问题研究难度都很大,需要重点进行突破和创新,也需要未来有更多新人去做出努力。与此同时,历史上这种跨文明圈的文化传播过程曾经发生的文化撞击与传递,也是同样引人入胜的创新性问题,这些都需要今后加强研究,有待给出合理解答。


原文链接:http://ex.cssn.cn/mzx/201703/t20170321_34584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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