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非子》文献整理和相关研究中，晋阳力士“牛子耕”常被用作人名资料，据以推测春秋末叶至战国初期农业使用牛耕的情况。从学术研究到中学教材，殆已相沿成习。然而，新近发现的河南新郑等地一些汉墓模印画像空心砖残片上，擒牛人物的“牛子”榜题证明，学界对《韩非子》这部分内容的理解和句读有误。事实上，少室周在晋阳与这位正在耕田的不知名男子相遇，睹其徒手擒牛、膂力非凡，与其角力而不胜，姑称之“牛子”，遂有“至晋阳，有力士牛子耕，与角力而不胜”的描述。以“牛子”擒牛画像的识别为突破口，可以发现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更多汉墓中所见同类力士伏牛画像，刻画的也是“牛子”故事，从而解决长期以来视“牛子耕”为人名的错误。该故事画像出现在汉墓中，表示在死后世界，“有英雄之才”的无名耕者“牛子”亦得尸解而著名仙籍，体现了汉儒“贤圣及英雄者为仙”的“强汉”价值观。
一 、“牛子耕”之名辨误
民国时期国学整理社纂辑《诸子集成》所收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总前贤之大成，其卷十二《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少室周者，古之贞廉洁慤者也，为赵襄主力士，与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伐也。襄主曰：“子之处，人之所欲也，何为言徐子以自代？”（王先慎注：张榜本代误伐）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为罪也。”（宋本注：有蔽贤之罪也）
一曰：少室周为襄主骖乘，至晋阳，有力士牛子耕与角力，而不胜，周言于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骑乘者（王先慎注：顾广圻曰：骑当作骖），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于臣者，愿进之。”
该书较早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南思贤书局木刻本。另，明《正统道藏》太清部所收《韩非子》，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刻二十卷五十五篇本《韩非子评林》卷十二第五页左面，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所采元代何犿注本，此处文字均无异。按：明刊《韩非子评林》为以往整理注释诸家所忽视。该刻本在“有力士牛子耕与角力而不胜”句内亦无断句标识。此外，该刻本作者在“少室周”首见处有眉批：“此见周有让能之美”；在“力士”首见处夹注：“称有力之士也”；在“徐子角力”下夹注：“较力之强弱也”；在“子之处”下夹注：“所居之位也”。
其中言及少室周在晋阳的故事部分，陈启天《韩非子校释》、杨宽《战国史》、梁启雄《韩子浅解》、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所收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均在“牛子耕”三字下画横线以示为人名。陈奇猷校注本《韩非子新校注》、张觉等撰《韩非子译注》亦作人名。其他《韩非子》整理者则明确出注：“牛子耕：人名，生平不详。”
长期以来，基于这份单一文献资源，学者大都毫无疑问地将“牛子耕”视为人名，并在历史考证中，以人名中有“牛”和“耕”的关联使用，分析春秋时期农业生产中牛耕的发展，较早见于五十年代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的展开》以“晋阳有力士牛子耕”为证；詹安泰等编著《中国文学史》言之愈切：“晋国有力士名牛子耕，耕和牛连用，这也可见春秋后期已有用牛耕的方法。”继而《中国农业史》袭之，将“牛子耕”作为人名以证“春秋时代始有牛耕”“牛与耕的结合”，分析春秋时期的农业发展史。其后，《中国经济史》亦袭用之。
少室周与晋阳力士的故事，仅见于《韩非子》单一文献，其句读判断缺乏相关资料支持。然而，新见文物资料可望结束这种局面。事实证明，将“牛子耕”释为人名乃失当。
最近作者发现一批出自河南新郑（原件照片见图1，拓本见图2）的汉代模印画像空心
砖残片及拓本，画面主要内容除了常见的山中骑射、车马与双阙、双龙交璧之类，最为突出的是一壮男正在徒手控制一头猛牛。画面中男子左手执牛之尾，右手捉牛左后腿；牛则四蹄奋起，俯首用力，欲挣脱而不能；整个画面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力”感。刻在男子前面的榜题“牛子”为典型汉隶，“牛”字仅两横一竖，作
，与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牛字的写法
、
相近，其他汉简亦有类似写法。出自许昌的另一较大空心砖残片（高26.5厘米，左右残长30.5厘米，原件照片见图3），主画面基本相同。
这批带铭文的模印空心砖残片，为汉代画像所未见。砖上所画应是与“牛子”有关的故事。其中一片较大残砖（图1上）的中间一层，画一队车马正在通过双阙所象征的宫殿，前有二骑为先驱，后有一高头大马拉车，车上前面坐一车夫正在驾车，其后坐一高冠大人物；其下一层，画力士制伏猛牛，榜题“牛子”的出现表明故事的主要人物为“牛子”，主要情节为擒牛。这两层结合起来，在逻辑上可与前引《韩非子》的原本故事梗概相对证。车马出行和力士擒牛这两套要素，作为核心内容，在不同的空心砖上与其他辅助性画面一起，构成不同的砖面画像模式，但核心内容则始终未变。这表明核心内容背后有使这两套画面联结共存的故事。
结合《韩非子》中的文献记述，观察砖上以力士擒牛为中心的整个画面及榜题文字，可以推知：“牛子”画像砖所描绘的人物，应即上引《韩非子》中赵襄主的骖乘“少室周”向主君荐举的在晋阳遇到的那个力士；（2）“牛子”中的“牛”，并非少室周在晋阳所遇这位耕者的姓氏，而是姑且对这位能徒手擒牛的耕者的譬喻式指称；（3）车马队伍进出的双阙表示国君之宫阙所在，即都城晋阳。
基于以上特性，这些汉墓画像砖资料虽得自民间，但其内涵之独特性、可靠性及史料价值殆无疑义。
春秋诸君及大夫，多以力士为骖乘，位在御者右边。《礼记·曲礼上》：“君抚仆之手，而顾命车右就车。”郑玄注：“车右，勇力之士，备制非常者。君行则陪乘，君式则下步行。”《春秋公羊传·宣公六年》：“赵盾之车右祁弥明者，国之力士也（何休注：礼，大夫骖乘有车右，有御者），仡然从乎赵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又如齐国大夫逢丑父是齐倾公身边的骖乘：“逢丑父者，顷公之车右也。何休注：人君骖乘有车右，有御者。”
“子”是古时对男子之尊称。《康熙字典·子部》“子”：“男子之通称。颜师古曰：子者，人之嘉称。故凡成德，谓之君子。王肃曰：子者，有德有爵之通称。”故《公羊传·庄公十年》曰：“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这个“牛子”的名号本身蕴含着对这位无名壮汉的称美。须强调的是，“耕”字在这里是动词，言少室周与其相遇时这位“牛子”正在耕田。
虽然可以推测，或许这位晋阳力士姓“牛”，正如少室周曾经角力的中牟壮男“徐子”姓徐一样，但现在，这批空心砖画像中一再出现的榜题表明，这种猜测并不符合故事原貌。这些带有榜题文字的模印画像砖表明，至少在汉代，人们尚知《韩非子》中的这个故事，其主角为“牛子”。
“有力士牛子耕”一句过去的句读仍可沿用，但须明了，“牛子”与“耕”为主语+动词结构，不可将“牛子”与“耕”连属释作人名。丁百辛所撰《韩非子》的普及白话本，将这句译为：“有个力士叫牛子的在耕田”，近是，但亦未宜将“牛子”释为其名。
二、汉墓对“牛子”故事的更多图像呈现
除了新郑、许昌等地所见的“牛子”榜题画像空心砖，在中原、鲁南、苏北等地的汉墓画像石中，尚可发现更多“力士—猛牛”组合画像。这些“力士—猛牛”组合画像，事实上同样属于“牛子”传说的图像呈现，尽管其艺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综观不同地区所见“牛子”故事汉画像，其图像呈现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力士从后部控制牛身。表现为双手捉住牛尾和后腿，使其无力挣脱而被制伏，主要见于新郑地区（图1、图2，同款见于许昌，见图3）。类似的表现，见于唐河针织厂西汉墓北主室西壁画像石（南阳汉画像石博物馆藏，图4），上半部画面中，上身赤裸的力士站在牛后面，以右手捉住牛的左后蹄、抬右腿以膝盖撑起牛的右后腿膝关节，从而将牛的后半身抬高悬空，使其失去平衡而致牛头前倾触地。画面中力士赤裸上身，面目凶悍，所描绘的亦应是“少室周”在路上所遇那个耕田中的“牛子”。至于站在牛头前面、武士装束的佩剑男子，从故事人物身份构成，推测或为“少室周”。
第二种，力士从前部控制牛身。出土较多的是表现“牛子”以强大的力量控制牛头。其画像石南阳地区出土最多（图5，图6上），目前所见均无榜题。
仔细观察南阳这些画像石，可以看出艺匠对故事之图像再现方式有所变化，艺术水准亦参差不一，有些画像宛如“表演”作态，致使故事原本的强悍气质流失。
从前部伏牛的画像中，河南永城市酂城汉墓出土的一方画像石（图6下），表现为力士站在牛的左侧，以右手绕勒牛颈而强力按压，致使牛的前腿弯曲趴地，牛头亦触地，后腿已无力支撑。
第三种，力士捉住牛尾倒背生牛。主要表现为“牛子”以双手捉住牛尾而将其头朝下背起来且行走自如，表示其力壮如山，以至猛牛亦无奈其何。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的两方“英雄会”画像石（图7上、下），均出现了大力士双手捉住牛尾倒背生牛的英雄形象。
但南阳和徐州出土的这些力士制伏猛牛画像石，均无榜题。
由各地汉墓所见不同形式的力士与猛牛画像构图模式，可以发现，擒牛力士的装束，均非士大夫形象或者戎装形象，而是以短褐甚至赤裸上身的形式出现。由此亦可再次推断，这一形象所呈现的，确为农耕者；而“少室周”随赵襄子出行途经晋阳遇到的就是正在耕田的农人“牛子”。故可判断，这些擒牛力士形象所呈现的，就是“牛子”的故事。从这些画像的多种“人—牛”构图方式来看，究竟“牛子”原本是以何种方式制伏其牛的，汉人亦已不得而知。
三、“牛子”何以出现在汉墓中
何以“牛子”画像如此组合并进入汉墓画像系统？在汉儒主导的旧道教信仰中，英雄与圣贤忠诚贞信一样，乃至崇之德，亦为死后尸解变仙之前提。“牛子”图像流行于东汉政治文化中心地区，显现出汉儒对“力”与“德”之隆崇。
本来，耕者“牛子”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末叶晋国大夫赵国的创始人赵襄子（公元前457年—公元前425年在位）的时代，其时赵都为晋阳。赵襄子嬴姓，赵氏，名无恤（或作“毋恤”），史家名之赵籍。谥曰“襄子”。赵国初都晋阳（在今太原），后迁中牟（在今鹤壁），又迁邯郸（在今邯郸）。故《韩非子·初见秦第一》曰：“知伯率三国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决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战国策·张仪说秦王》曰：“智伯帅三国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决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少室周与“牛子”的故事即发生于国都的城外。
然而“牛子”图像的传播区域则以河南为主，除了新郑、许昌空心砖画像上以唯一榜题的方式、南阳唐河针织厂汉墓画像以故事情节截取的方式选择性地突出了“牛子”，甚至南阳其他画像石所见，只有“牛子”伏牛的情节。而“牛子”并非河南本地人物，何以其事在那里盛传并以画像形态得到突出颂扬？
当然，新郑、许昌这批空心砖画像中，除了对“牛子”这个带有榜题的主要角色予以突出表达以外，或许也隐含有对“少室周”不诬能、不蔽贤的让能之德的称美。“少室”为山名，即今河南登封西北少室山，与太室山同属嵩山。来自“少室”的周姓力士先后在中牟、晋阳两遇强人，自愧不及，而能荐以代己，可谓忠诚贞信之至，故《韩非子》卷十二《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曰：“上不过任，臣不诬能，即臣将为失少室周。”称道其人“贞廉洁慤”之德。前引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刊《韩非子评林》注者在“少室周”首见处有注：“此见周有让能之美。”王先慎亦在“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为罪也”句下注曰：“有蔽贤之罪也。”可见少室周本身即是“贞廉洁慤”的贤者。
除了故事的传播流布本身，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汉儒的选择。《左传·隐公十一年》：“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东汉崔寔曰：“量力度德，《春秋》之义。”“牛子”所展现的“力”，正合儒生所崇尚的“量力度德”的价值观。从那些仅仅出现“牛子”伏牛的画面中，甚至可以看出，在帝乡南阳儒生的心目中，对“力”的崇尚，似乎达到了甚于“贤”的程度。如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甘延寿、陈汤斩郅支单于，传其首诣京师，并上疏：“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阵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那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强汉”何以为强，于斯可知矣。
故陶弘景在注释《真诰》时曾总结：“自三代已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这一总结，乃是基于汉代旧道教信仰传统，其中很大一部分遗存于汉墓画像之中。在王、霸结合的汉代，“贤圣及英雄者为仙”“有英雄之才者”为仙谱之准绳。为此，烘托仙境氛围的图像元素，在新郑模印空心画像砖上也得到了体现。其较大一方（图1上、图2上）的最上层，画双龙交于璧，表明此处绝非世俗空间，而是神仙世界。另外，最下一层（同时参看图1下的下层）则出现一人骑奔马驰骋在高山之中，张满弓搭长箭、反身怒射大虎的情景，或源于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射虎的英雄故事：“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若然，则李广亦与“牛子”同列仙班。
上文引述的唐河针织厂西汉墓北主室西壁画像（图4），除了上半部分的“牛子”故事，同时在下部刻有聂政自屠的故事。而研究表明，后者在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上，乃表示其与荆轲等其他英雄一样，死后已名列仙谱。
南阳汉画馆藏一方画像石（图6上），一人伏牛与一人伏虎两组故事同在一石，其呈现英雄故事、表为同仙之用意甚明。永城市酂城东汉墓一方画像石上（图6下），从左向右依次出现巨鸟、神龙、二人伏虎、一人伏牛，可见这里乃是仙界，而伏虎、伏牛者皆英雄；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铜山县洪楼东汉祠堂三角隔梁画像石描绘古英雄力士“聚会”（图7下），画面中出现骑虎者、拔树者、倒背生牛者、举鼎者、抱羊者、抱壶者；另一幅残石上也出现了举鼎、背牛等人物（图7上）。这些英雄人物出现在汉墓中，表示他们已得尸解仙，名列仙谱。这两方画像石刻画的倒背生牛者，亦应源于“牛子”的故事。滕州市官桥镇后掌大村汉墓出土的石椁侧面（图8），在刻画英雄伏虎、拔树的同时，又有孔子拜老子、泗水升鼎以及朱雀、玄武、白虎等，亦表明这里是神仙世界，其上人物皆已得尸解仙。
可以相信，战国时期“少室周”遇“牛子”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两汉，其图像呈现主要见于中原地区，而波及鲁南。当汉人构建仙谱之时，遂将勇力之士“牛子”选入列仙。这一新发现，揭示了这位大力士耕者获“牛子”之称的原因，使我们对先秦时期有关“牛子”故事的未知情节获得了新的认知。
作为“仙谱”中的同类人物，沂南北寨汉墓中室北壁东段（图9）的上半部分，榜题“孟犇（贲）”与“令（蔺）相如”的二人被刻在一个空间里。此二人属于不同时代，在同一空间比肩而立，是因为汉人相信在死后世界他们可以相遇，且符合相同的英雄成仙标准。历史上，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孟贲生拔牛角、勇武过人，素为古人乐道：
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兕虎。
人谓孟贲：牛乎勇乎？曰：勇；贵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难能，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摄三军、服猛兽之故也。
北寨汉墓此石（图9）的下半部分，刻两个佩剑男子左右相对，右边人物除了剑还佩有榜题为“铁盾”的武器。该人物形象为长须硕髯、眦目怒睁、意气昂扬，头发冲出其冠而上指，张日瞋目作怒吼状。其所佩兵器“剑+盾”组合流行于西汉（东汉以后多“环首刀+盾”组合）。考之《史记·樊哙传》，当年樊哙闯帐护驾，即手持铁盾：
樊哙在营外，闻事急，乃持铁盾入到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项羽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
《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亦描述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这里，带剑拥盾、瞋目、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等极端描绘，比较符合下部右侧人物的形象特征，推测其人应为英雄樊哙。
秦汉尚力崇武，秦武王可谓其极。《史记·秦本纪》：“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尚武尚侠之风于汉更盛。英雄之才与忠孝节义并为汉儒所崇。这正是历史上许多英雄力士名上仙箓并出现在汉墓画像之中的思想根源。
四、结语
“牛子”本晋阳城外一耕者，面目狰狞、袒胸赤膊、徒手搏牛，亦可谓陋矣；然汉儒犹以为美，崇为英雄。何者？“牛子”与孟贲、蔺相如、樊哙以及伏虎英雄一样，其人格特征正合“以霸、王道杂之”的“强汉”所崇之“力”与“德”。在“贤圣及英雄者为仙”和以尸解为仙之上品的汉代旧道教信仰下，以“牛子”榜题画像空心砖为突破口，可以进一步看出汉画像中保存的有关英雄圣贤崇拜的历史图景，看出汉儒以圣贤英雄尸解变仙为模本为世人开出的整个人生路线。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汉墓中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力士擒牛画像，均表明“牛子”已被纳入汉儒认定的“有英雄之才”的列仙之中。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作为普通的路边一耕者，“牛子”在历史上虽未留下名姓，然而却因其非常之膂力，幸得“有德者”举荐而留下了身影。从《韩非子》中的雪泥鸿爪到汉墓图像中的荦荦大观，汉儒的褒崇使其最终获得了宗教意义上的“不朽”。如此微小人物竟亦列位仙班，在传统“三不朽”价值体系下不可设想。汉儒的价值观与历史观，亦可由此见其一斑。
作者为四川大学文化科技中心中国史特聘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8期，注释从略。
联系方式：028-85406676 邮箱：whkj@scu.edu.cn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四川大学行政楼608室
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