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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高端外籍教授三浦国雄先生著作出版

发布时间:2017-11-29 点击次数:376



書名:《不老不死的欲求:三浦國雄道教論集》(日本著名學者、前日本道教學會會長三浦國雄教授首部中文著作。)

系列書名:新視域學術文叢

ISBN:978-7-220-09972-4

中圖分類號:B958-53

編/作者:[日] 三浦國雄著

譯者:王標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10.31

定價:88.00

裝幀:硬精裝+護封

版次:1版1次

頁碼:418

 

作者簡介:三浦國雄,1941年生於日本大阪。大阪市立大學文學部中國學科畢業後,進入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深造,專攻中國哲學史。先後任教于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北大學、大阪市立大學、大東文化大學,前日本道教學會會長,現任四川大學文化科技協同創新研發中心教授。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古代的文化、思想與宗教,以及東亞文化比較研究等。著有《朱子》(1979年)、《王安石》(1985年)、《易經》(1988年)、《中國人的處所》(1988年)、《朱子、氣與身體》(1997年)、《不老不死——中國人的夢想與實踐》(2000年)、《風水、通書與陰陽先生——作為中國文化邊緣的沖繩》(2005年)、《朱子傳》(2010年)等多部專著。

 

譯者簡介:王標,福建省福州市人。1997年赴日留學,翌年考入大阪市立大學文學研究科,專攻中國思想史(明清),獲博士學位。現任大阪市立大學非常勤講師。主著有《城市知識份子的社會形態——袁枚及其交遊網絡的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譯著《章學誠的知識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第一部道教與儒教的交流

第一章  道教的天——以“早期天師道”中的“天帝”為中心

第二章  止觀、坐忘和居敬——三教的身心技法

第三章  論氣質變革——張載與道教的自我變革論

第四章  天根月窟詩的發展

第五章  論朱熹的呼吸觀

 

第二部經典研究

第一章  日本若杉家本《校正北斗本命延生經》的意義

第二章  《北斗本命延生經》徐道齡注的諸問題

第三章  從《老子》到《悟真篇》——以黃婆為中心

第四章  論《悟真篇》的禪宗歌頌——身與性

第五章  《玉樞經》的形成與傳播

 

第三部功法研究

第一章  不老不死的欲望

第二章  論煉丹法——造化的奪取

第三章  陳摶睡功及其發展

第四章  周天法——體內之氣的迴圈

 

第四部主題研究

第一章風水地理說與《真誥》

第二章論洞天福地

第三章洞庭湖與洞庭山——中國人的洞窟觀念

第四章安堅《夢遊桃源圖》與陶淵明《桃花源記》

第五章道教中的老翁與嬰兒——時間的溯流

 

首次發表一覽

 

[日]三浦國雄

 

此書所收論文,是我作為一個中國學徒50餘年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本書的出版對我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

現在想起來頗有些懷念,我的第一篇論文《史記太史公自序試論》寫於1963年,是我的畢業論文。眾所周知,《史記》在卷終收載了可謂作者司馬遷自傳的《太史公自序》。將序文放在正文之後而非正文之前的做法,雖說是遵從了那個時代的慣例,但是仔細一看,我發現這篇自序乃是作為第七十篇列傳中的一篇列傳而撰寫的。也就是說,《太史公自序》並非置於《史記》的“外部”,而是被置於它的“內部”。為什麼會如此呢?這是年方弱冠的我的一個疑問。我的結論是,遭受宮刑而被現實世界“異化”(疏遠)的司馬遷,在自己構築起來的作為書籍的歷史世界中,通過嵌入第70列傳《太史公自序》,從“異化”中獲得了恢復。在那裡,司馬遷與其父司馬談一起作為“歷史學家”而被賦予了地位和作用,作為列傳中人而堅持了自我的存在。我在論文中使用了“書籍這一虛構的世界”的概念,但是,我後來覺得書籍並非“虛構”,有可能被司馬遷認為是比現實世界更為現實的東西。不管怎麼說,這篇論文得到了本田濟老師(我的終身指導教授)和增田涉老師(魯迅先生的唯一日本弟子)的評價,它成為我作為中國學徒的起點。

其後,對中國史學思想感興趣的我,用了幾年時間讀完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寫成了碩士論文。其中我所關注的,依然是面對歷史記述的司馬光作為一個人的內心及其記述方法。這篇論文於1985年被譯為韓語,2010年又被譯為中文(收載于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

後來,我在30歲左右(20世紀70年代)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參加了田中謙二老師主持的“朱子語類研究會”,以此為契機,開始轉而關注朱熹及其思想。在研究會中,親炙于島田虔次老師和山田慶兒老師的薰陶。在吉川幸次郎老師的指導下寫成的《朱子集》(《朱子語類》譯注,1976)就是其中的一個成果。然後,通過研究朱熹接觸到“氣”的思想,發現了道教世界的入口。本書所收《論朱熹的呼吸觀》(第一部第五章,1983),顯示了我當時的關注情況。

對“氣”的關注,如《論朱熹的呼吸觀》所示,已經傾向於身體論了。雖然一概而言“身心”,但是在日本的中國哲學研究中,認為“心”是比“身”更為高尚的思想佔據了主導地位(現代日語中一般也使用“心身”這一語序),早就對此心存疑慮的我,注意到“氣”亦存在於身體內部(現在想想則是理所當然)的定理,開始從身體的角度思考中國文化和思想。告訴我流淌於體內之“氣”觀念的,是一位無名的針灸師,因為我對當時(20世紀70年代)開始被介紹到日本的氣功產生了興趣。我很快就拜氣功師津村喬先生為師,試圖通過自己的身體之“氣”來解讀道教和養生文獻。嘗試將自己的身體體驗回饋到文本之中。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我在道教學界提到這種方法時,遭到了許多道教研究者的冷笑,按我的理解,他們認為不在文本中摻雜自我“主觀”才能證明客觀的學術研究。

45歲左右,獲得在上海半年研修機會的我,師從上海大學祝瑞開老師一對一講授中國哲學史的同時,一有時間,就去復興公園,跟許多無名的氣功師學習各種氣功。當時的中國是氣功的高潮時期。現在我覺得,1987年4月至9月的半年時間,是我人生中最輝煌的時期。雖然我最終也沒有獲得“氣感”,在氣功中以劣等生告終,但是若沒有這樣的經驗,恐怕就不會有本書所收《止觀、坐忘與居敬——三教的身心技法》(第一部第二章,1992)、《從〈老子〉到〈悟真篇〉——以“黃婆”為中心》(第二部第三章,2000)、《周天法——體內之氣的迴圈》(第三部第三章,1990)、《不老不死的欲望》(第三部第一章,2000)、《陳摶睡功及其發展》(第三部第五章,1995)等論文了。關於這段日夜沉醉於讀書、旅遊、中國傳統的養生法和與中國人交流的無上幸福的上海生活,另寫有未收入本書的《上海通信》(1987)。本書亦未作收入的《文人與養生——陸遊的情況》(1988)和《白樂天的養生》(1994)等論文也是位於這個延長線上的作品。

就這樣,我離開了史學思想和儒學思想,將一部分精力從事道教研究,但是,我在關注道教的同時,也開始關注儒教中的道教要素。彙集於本書第一部《道教與儒教的交流》中的諸篇,皆是以這個觀點撰寫而成的。在此說到邵雍,對於這位北宋時期獨特的思想家和詩人,我從年輕的時候起,就很感興趣,儘管本書未收載,我還撰有《皇極經世書》(川勝義雄老師指導,1973)、《〈伊川擊壤集〉的世界》(1974)、《打乖考》(1981)等數篇論文,就在最近還發表了《詩作在邵雍中的意義》(四川師範大學“中國詩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2016年5月)。我不斷地被他思想中的正統儒學框架所無法完全容納的破天荒的要素所吸引。

談了儒教和道教,那麼,也許會被問到佛教研究如何呢?關於佛教,雖然我在年輕的時候寫過題為《慧遠中的中國式思維》(1982)的論文,但是其後並無任何進展,對於通曉三教尤其是道教和佛教的吉川忠夫先生,我只有高山仰止的份兒了。不過,我從年輕的時候起就對唐代禪宗語錄有很大的興趣,曾受入矢義高老師和柳田聖山老師的親炙,至今還參加《景德傳燈錄》研究會(京都花園大學禪文化研究所)。本書所收《論〈悟真篇〉的禪宗歌頌——身與性》(第二部第四章,2002),雖然與“禪宗”有些擦邊,但是作為論文,自感挖掘不夠深入。尤其是道教內丹法受禪宗的影響很顯著,由禪宗進行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只能留作今後的課題了。話雖如此,“今後”的時間所剩不多了。

田野調查是道教研究的方法之一。探索自己的身體或許也可以稱為一種田野調查,但我此處所言當然是指野外調査。我自己也很喜歡旅遊,不僅去過中國大陸,我還去過中國臺灣以及沖繩、韓國、越南等地區和國家的很多道教聖地和祠廟。比較集中的旅遊,是在前述1987年上海研修時的最後兩個月,那時候去過位於洞庭西山的天下第九洞天林屋山洞,本書收入了那時的遊記(第四部第三章《洞庭湖與洞庭山》,1988)。

《論洞天福地》(第四部第二章,1983)似乎與田野調查有關,但其時並未出紙質文本上的工作範圍。所謂“洞天”,封閉的洞窟像克萊因瓶一樣反轉外部世界,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空間,陶弘景編纂的《真誥》基本上體現了這個作為道教烏托邦的洞天福地說之全貌。但是,作為《真誥》原型的楊羲降神記錄,比陶弘景(456-536)早了大約100年,出現於西元363-365年。補充資料有記述洞天的《紫陽真人內傳》(成書早於399年)和題詠羅浮山洞天的謝靈運(385-433)《羅浮山賦》。將這些資料擺在一起看,洞天福地說不會追溯到4世紀後半葉以前,它很顯然是上清派道教徒的宗教想像力的產物。基於這個考證,來讀同時代陶淵明(365-427)的《桃花源記》,又將會如何呢?應該可以看出,該作品是陶淵明以自己的方式對洞天福地說的一種脫胎換骨。

《安堅〈夢遊桃源圖〉與陶淵明〈桃花源記〉》(第四部第四章,2007),是有關《夢遊桃源圖》(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重要文化財)的一個考察,這幅圖是朝鮮安平大君讓宮廷畫家安堅描繪自己在1447年(按照中國的年號換算,是明朝正統十二年)做的一個夢。安平大君在六年之後,被捲入政權鬥爭而結束了35年短暫的生涯。這幅畫的特異之處在於,把“桃花源”作為洞窟內的烏托邦(即洞天)來描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這部文學作品既從上述洞天說獲得啟發,又巧妙地消除了它的痕跡。“桃花源(桃源鄉)”在後世作為繪畫題材而深受歡迎,據我所知,後世的畫家沒有一個人將場景設置為洞窟之內。為何只有《夢遊桃源圖》能夠找到“桃花源”的原型呢?我在這篇論文中並沒有做出明確的回答,直到現在我也只能說那是源于安平大君之夢的透視力。

緊接著是《道教中的老翁與嬰兒——時間的溯流》(第四部第五章,2000),論述道家和道教最核心思想的溯源窮流(以老子的話來說,就是“反者道之動”,返回嬰兒),實際上,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忘了寫了。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桃花源記》是一部講述漁人溯流而上的故事。《桃花源記》是一部激發各種想像力的不朽名作,也可以將其解讀為溯源窮流的主題。

我很早就對風水感興趣,看過各地的古墓,其中最令我震撼的是1987年夏,在福建省黃坑調査的朱熹墓。此事寫入本書未收載的《朱熹墓》(1988)一文,站在朱熹墓所處的小山丘上環顧四周時,我大吃一驚,這不正是福建的群山環抱著這個低矮的山丘嗎(以琉球的風水術語來說,這叫“抱護”)!這是我在實地之中開悟風水的瞬間。

本書所收《風水地理說與〈真誥〉》(第四部第一章,1998),從1996年前往茅山的記述開始寫起,試圖將上清派所思考的墓的觀念,從道教的他界觀和風水地理說兩方面進行闡明。對於他們來說,風水中的吉墓與仙境相連,而惡墓則成為“塚訟”(死者提起的訴訟)的原因。說句題外話,以前有個日本學者對這篇論文寫過書評,他認為這篇論文是遊記,而非論文,對於這個奇葩的評論,我也是吃驚無語了。

後來我知道風水地理說被包括在“術數”的範疇之中,最近對術數學的學術可能性進行了探索,與年輕學者一起編纂了《術數書的基礎文獻學研究——主要術數文獻解題》(全3冊,2007-2012),其與道教的接點仍是今後的課題(此處所雲“今後”,乃指年輕同行們的今後)。

本書所收論文中最新的是2016年剛發表的《〈北斗延命經〉和徐道齡注的諸問題》(第二部第二章)。它是位於前篇的《日本若杉家本〈校正北斗本命延生經〉的意義》(第二部第一章,2014)的續篇。這個若杉家本(抄本),是我在京都的圖書館中與同行們一起調查陰陽道(日本獨特的方術體系)文書時偶然發現的,經過調查,弄清了它是南宋謝守灝對《北斗本命延生經》(北斗信仰的根本經典)的“校正本”(中國已佚),在《北斗本命延生經》的正文校訂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自此以後,我對此經的注釋問題產生興趣,在《道藏》所收三注(徐道齡、玄元真人、傅洞真注)中,首先對元代徐道齡注進行闡論的就是這篇《〈北斗延命經〉和徐道齡注的諸問題》。徐道齡和《玉樞經》(普化天尊信仰的根本經典)也有關係,對最為普及的四注本(以白玉蟾為首的四人注釋本)之注有可能均出自徐道齡之手的問題進行考證的就是《〈玉樞經〉的形成與傳播》(第二部第五章,2005)。

目前,我正在對《北斗延命經》的傅洞真注進行調查,我發現他是比謝守灝稍為晚出的南宋人,並且我已掌握了該注釋的大體傾向。我在這篇《序》中對道教研究的方法談了幾點我個人的看法,作為另一種研究,我想以我的切身體會說明不僅有經典研究,也可以有注釋研究。

以上,為了讓讀者更容易閱讀本書而由作者本人嘗試作了長長的導讀,希望讀了這篇《序》之後,不要馬上做出已經由此知道本書內容而沒有必要閱讀正文的判斷,希望讀者進入正文,提出毫無保留的批評。此外,雖然這篇《序》最終似乎變成了自己的研究史回顧,我希望讀者不要將其理解為“老生常談”,希望它能夠成為某種參考。回顧自己走過來的學術之路,也許我的學術傾向往好的方面說可謂多彩多姿,往壞的方面說可謂散漫駁雜,但是事到如今已無法回頭,餘生亦只能順著這條路走下去。

我在開頭曾說過“本書的出版有著特殊的意義”。迄今為止,我的數篇論文雖然亦曾被單獨翻譯成漢語,但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論文集能夠作為一部書在中國道學的發源地獲梓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趙靜女史突然問我能否將道教相關論文結集出版之事,是在去年8月,前往濟南參加國際會議途中的巴士上。回國之後,我迅速將自己撰寫的道教相關論文進行了挑選和編輯,完成了本書的篇章結構方案。以前,我並非抱著這樣的構思來寫論文的。如上所述,我只是根據自己的興趣來做學問,在結果上形成了這樣的結構。我完全不知道這樣的論文集能否在中國道學的發源地通行,不過,有幸獲得中國讀者閱讀的機會本身,作為中國學徒,我感到無上榮幸。

實際上,我自2012年9月開始,作為“高端外籍教師”在四川大學任教。話雖如此,我的合同不過是一年之中去兩次成都,每次待2-3個月,從事業務。說是業務,除了講幾次課以外,也沒有特別的安排。與日本開展學術交流以及撰寫論文,與其說是義務,不如說是理所當然的工作。這樣的良好環境,乃是出於聘任我的研發中心主任姜生教授的關照。如前所述,我雖然在40多歲時有過在上海研修半年的機會,但是,年輕的時候由於各種因素未能留學,非常羡慕今天的年輕人可以自由地留學。人到老年方才得以實現,再加上這次的出版,可謂雙重的“老年光華”。

值此出版之際,我想在此對支持我的姜生教授、促成本書出版的四川人民出版社文史出版中心主任章濤先生、給予我各種有益建議的優秀同事馮渝傑先生以及使本書出色問世的責任編輯趙靜女史表示衷心的感謝。最後,也感謝舊知王標君,將我晦澀難懂的文章,譯成典雅曉暢的漢語並按時交稿。

 

2016年10月3日

謹序于四川大學青年教師公寓120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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