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2ndICHS）“宗教研究在古史理解中的作用”专题会议（ST25–The Role of Religious Studi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History）于2015年8月27日9:00-12:00在山东大厦鲁信贵宾厅举行。ST25是由四川大学姜生教授论证并通过中国史学会提议，国际历史学会批准设立。姜生教授和巴黎高等实验学院Nicole Belayche教授担任会议召集人。

该议题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极大兴趣与关注。会议上半场有7位代表发言，另有8位候补发言者。上半场茶歇结束后，下半场讨论更加热烈。

会议伊始，姜生教授对该专题会议宗旨进行了阐释。他指出，对于许多现代人来说，宗教已经成为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对象性的文化现象——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历史上的。这在一般领域看不出这种情况导致了什么问题，但是在历史学领域，却已导致对诸多历史过程、对考古发现的错误理解。历史学家不能沉沦为积尘的收集者，他应该从José Ortega y Gasset的名言中重新发现自己的天职：“Man, in a word, has no nature; what he has is … history. Expressed differently: what nature is to things, history, res gestae, is to man.”设置这一专题的目的就是推动史学界重视宗教研究在古史的合理理解与解释中的重要作用，突破近代以来对宗教的批判与歧视态度所累积导致的古史观察中的“视力缺失”，让历史学回归应有的伟大。

三浦国雄（大东文化大学、四川大学）探讨了中国宗教的特点。提出在中国原本没有相当于西方“religion”一词的专用语。现在所用的“宗教”一词,是在十九世纪从西方先进文化和学术东渐时代,从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找来的。但实际上中国也曾有独自的“宗教”文化。他把“宗教”定义为：围绕对人类普遍文化的“死”,它是如何看待，如何应付，所进行的思考。由此他认为中国“宗教”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在融合“哲学”和“宗教”这一基础上组合成“教”的体系这一点上。

吕宗力（香港科技大学）探讨了中国上古及中古前期“善恶有报”的信仰。指出，先秦、秦汉的导人向善论述，一般以善福恶祸、善恶报应为诱因。然而天意难测、福祸无常,“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想模式在现世人生中往往不能彰显。两汉之际至东汉流行的谶纬学和早期道教，因而发展出鬼神伺察、夺算减年论述，以通俗易明的话语和意象，激发人们对鬼神等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对恶报的恐惧和对善报的期待。汉魏六朝期间，这一信仰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曾有互动而彼此渗透。

Anne-Françoise Jaccottet （瑞士日内瓦大学）认为，在古希腊的雅典，人们以政治与市民内涵某种程度的神圣化的方式代表其城邦的独特身份。这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祭仪，它在本质上无视城邦命运的历史与政治转折，因而也是一种表达历史身份同时又超越历史身份的祭仪。类似于加塞特“历史就是我们的本质”的修辞，可以说在古代社会，“祭仪就是我们的本质”。与此紧密相关，在雅典，民主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意外，而是被当作城邦与市民的独有特性，可以说“民主就是我们的本质”。

林欣怡（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认为，相较于文化本土化的解释方法，还可以从宗教治疗的视角重新考虑《血盆经》的价值。将其放置到当代佛教妇产科知识与实践背景下，作者发现中世纪的中国佛教实际上给各种女性生殖问题提供了诸多资源，包括：求子、难产、新生儿保育、流产及地狱惩罚。

冯渝杰（四川大学）指出，汉末隐逸群体具有亦儒亦道的知识构成，他们传播或交流的是图谶、望气、星占、卜算等关系“汉家”天命的道术思想。与此同时，民众对握有这些知识的贤人、隐者不无崇信之情，士大夫身份的追从者亦不在少数，于是隐逸群体被汉末时人赋予特别的宗教象征意义，刻入墓葬中成为助力墓主升仙的重要力量。由此，居于“庙堂”与“江湖”之间的隐逸群体，便实际主导了汉末地方的伦理―价值秩序，对汉魏禅代产生了深远作用。

姜生（四川大学）在检讨学界此前对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的种种猜想和错误理解基础上，从早期道教文献证据出发，以帛画上部所绘九日作为认识整个帛画乃至墓葬的突破口，对帛画内涵做出完整的解释：按早期道书文献，九颗红日表示死者得道成仙之日，“九天开，则九日俱明于东方”。帛画下部所绘渤海及蓬莱仙岛神话，和中部所绘的昆仑神山神话，表明来自内陆的神山信仰、来自东部海上的仙岛信仰，与战国以来的黄老道信仰与尸解信仰，以及古老的玄天信仰，在汉初实现了有机整合，其思想融会贯通，构成为死后成仙信仰的完整逻辑，造就了汉代宗教信仰的基本面貌，并长期成为汉传统信仰的主干。

顾銮斋（山东大学）探讨了基督教文化的权力意识，指出基督教的权利意识使教民获得了实在而不是虚幻的利好。基督教的权利意识使西欧中古国家形成了相对民主而不是专制的体制。同样是“君权神授”，西欧中古国家的王权受到了限制和制衡，它将原属国王的诸多权力分授教会，并使王权因此受到制衡，东方国家则形态判然。

同时出席该专题会议的8位候补报告人分别提交了关于魏晋中国道士的炼丹与南亚的香料（容志毅，广西民族大学）、曾侯乙墓内棺漆画新释（蔡林波，华东师范大学）、尸解信仰与六朝时期的宗教性自杀（韩吉绍，山东大学）、道教科技与宋代以后民众的日常生活（谭景玉，山东大学）、《列仙传》的宗教文化价值（谭敏，西南民族大学）、早期城隍信仰（张琦，四川大学）、关于北斗与鬼宿和汉代的厌胜（朱磊，山东大学）以及中古早期道教寺院主义的起源（220-589）（孙齐，山东大学）等方面的论文并参与了研讨。

会场座无虚席，来自全球各地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参与了此场会议。现场一度出现座位不够，需要临时加座的情况，两边过道都被学者们坐满。据悉ST25为全体大会以外参会人数最多的一场。会议结束后，许多学者久久不肯离去，还在延续现场话题的探讨，甚至有一位母亲因为女儿有事不能到场，专门到现场代替女儿听会，并询问相关学者的联系方式，希望会后的继续讨论。

大会前夕，就ST25的工作，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Robert Frank教授在致信姜生教授时说：“作为历史学家（这是个人的评论，而非秘书长的或官僚式的评论），我必须坦承，我非常赞赏您的专题会议所提出的总问题。在我看来这太好了，您在第25会场主题中提出这么好的问题，将成为与会者心目中的领导性问题：宗教研究将如何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历史？宗教史将如何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古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