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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日报》专访姜生教授:传统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传统

发布时间:2019-11-18 点击次数:183


*本文为《成都日报》首席记者、著名作家蒋蓝先生对姜生教授之专访,整版刊发于《成都日报》2019-11-18,原文图片略。


本报记者 蒋蓝 文
 

提要

10月31日,四川省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在成都举行,隆重表彰2016年至2017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以及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激励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迈步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其中,姜生教授探讨汉传统的生命所在、旨在发掘驱动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内在精神动力的《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荣膺一等奖。

姜生从古史探求阐扬的“大道”,意义已远超出一个历史学家对古史的深沉学术求证,而息息关乎华夏传统复兴、深触国家精神与民族之魂。在新时代中华复兴的现实图景中,如何构建吾国吾民之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正是当今学者文人戮力共赴的重大使命。

 

人物

姜生,1964年生于河北昌黎,教育部历史学(中国史)“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曾任哈佛大学高访、弗吉尼亚大学研究教授等。获教育部首届高校青年教师奖(宗教学)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代表作《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入选国家社科成果文库。20多年来主持《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国际合作学术工程并已完成两卷。主要原创性贡献:提出“宗教源于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理论;提出“孝道的经济解释”;在国际学界倡导基于宗教研究的历史理解与认知方法。

 

手记

2019年11月7日 成都

《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是姜生积20余年心血之作,2016年由科学出版社推出,即赢得海内外学术界和读者的青睐,两年内连印四刷。《汉鬼考》刷新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以汉墓的宗教研究为切入口,通过传世早期道教典籍文献与浩繁考古资料的结合考证,揭示了汉墓的时空隐喻及见诸汉画的神祇、仙谱、仪轨,在国际学界首次证明了战国秦汉时期墓葬的“尸解”成仙信仰形态,梳理了两汉时期的社会信仰变迁,使许多令人费解的墓葬文化现象得到合理解释。姜生的初衷,是探索原始道教的历史形态。摘取国际道教史学研究的“不朽”之冠,本应是中国学者天职。如今,世代前辈抱持的这个宏愿,正毫无疑问地由我们的领军学者实现。

11月7日,川大江安校区文科楼,两个半小时的访谈,深感姜生教授思路开阔严密,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同时并不忽略现实的迫切需求,俨然是汉文化的招魂者。

何为“汉鬼”?

古人认为,鬼乃人之终极,人死若归乡。姜生指出,为汉文明、成汉文明者,汉鬼也;承其绪余者,汉民族也。“汉鬼”就是汉文明的精神内核所在:“我在学术界首次使用‘汉鬼’一词来指代汉人的精神内核。《襄阳记》里曾有‘汉鬼’一词,但其意义与语境和我有点不一样。”

在山东沂南北寨汉墓画像中,来自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管叔与苏武、蔺相如与孟贲及三力士并肩而立;在武梁祠的画像里,历代孝子、烈女、帝王、圣贤、英雄、力士,更是济济一堂。这些图像绝不是“乱刻的”组合,而是隐含着汉代的道德价值观和信仰。汉墓图像中刻画的历代“鬼”,因其生前品操合乎汉儒“德”标——或为圣王贤哲、或为忠孝节义、或为骁勇英武、或为贞信节义,而获“由鬼变仙”的终极褒崇,入列华夏万神圣殿。这样,灰暗的历史就被胸怀崇高道德价值标准的儒生宗教家们再次“激活”,神圣的仙传谱系由此生成。得入仙谱者,皆“天下之杰”,拱力华夏文明的脊梁人物。在此,汉代儒生提倡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以其仪式化的方式被高扬。“可以说,‘强汉’的帝国脊梁,在于‘汉鬼’。”姜生如是总结。

在我看来,姜生从古史探求阐扬的“大道”,意义已远超出一个历史学家对古史的深沉学术求证,而息息关乎华夏传统复兴、深深触及国家精神与民族魂魄。在新时代中华复兴的现实图景中,如何构建吾国吾民之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正是我辈戮力共赴的重大使命。因为,它所涉及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且是她的荣光。令人欣慰的是,今天我们的史学前锋所指,饱含使命与战略意识,真实再现汉帝国之信仰构成、揭明中华精神传统之根底,从而为解答当今现实之问提供可靠的学理依据、深厚的思想基础,此诚可谓重矣!

 

对话

与古人“对话”,为古人“代言”

——以此揭示一个可能的“我们”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多年从事历史学与宗教学的交叉科学研究,视野非常开阔,方法论非常新颖。你最初是如何确定研究方向的?

姜生(以下简称姜):吸引我“误入桃园洞天”的是汉晋道教史。我早年接受的是历史学和宗教学研究的训练;然而毋庸置疑,用21世纪的世俗眼光去观察古人,又想“替古人说话”,是不大可能的。古代中国的历史图景,可以说是信仰笼罩、迷雾重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很多情况下,是今人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甚至不愿接受的;然而那就是我们走过的路,那就是这片国土曾经的“我们”。正在这片热土上生活着的我们应当终生努力去达到一个境界:“我们就是传统,传统就是我们。”不知古人之心之念,你如何可能“理解”“体认”并做到你声称“传承”的那个从过去一路走来的“我们”?换句话说,要把握尽可能逼真的历史、再现尽可能真实的传统——不论是“精华”或“糟粕”,就必须努力去超越自我的局限,超越学科的局限,从方法到心神,都要有意识地褪却现代心态,好好看看古人曾用什么“眼镜”看世界、看自己,然后可得与古人“平等对话”,才能期待为古人“代言”,揭示一个可能的“我们”。

记:能否谈谈走向学术突破的心路?

姜:上世纪80年代完成历史学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后,90年代初,我在四川大学进入道教研究领域,先后开展道教与伦理道德、道教与古代科技的研究。2002年前后,有关宗教研究的理论思维路径逐渐浮现,并在出版的道教科技史首卷绪论中进行了基本论证。2011年发表《论宗教源于人类自我意识》,总结了我对宗教学方法论的哲学求索,成为我的学术理论原点:人类自我意识的最初觉醒,乃是一切宗教之源,终极关怀由此萌发。必须从自我意识及其应对形态的“荒谬逻辑”这两个紧密关联的维度,探讨宗教的根源与实质。与动物不同,人一旦拥有了自我意识,有了“我”之后,一切就不再那么完美,因为人的“先天缺陷”就出现了。就像《庄子》寓言,浑沌因为开窍而死。这映射出一个有关人类发生史的重大事件:自我意识的浮现。

记:请谈谈你的“墓葬皆宗教”说。

姜:宗教的本质,在于用某种在理性思维看来“荒谬”的逻辑,回应自我意识对人的挑战所造成的苦难处境,并借以构设至美至妙的终极图景,超越人性的缺陷(最大缺陷即有死感),承诺带领人类超越一切局限。这是一切人类信仰的最高宗旨,因此也是人类埋葬死去的同类时抱持的共同信念:以墓葬对抗死亡。我是以汉晋墓葬为切入点,通过早期道教历史、文献与汉晋墓葬考古的结合研究,系统发现和揭示汉晋墓葬——从物理结构到艺术结构——背后的仪式结构,进而把握支配整个墓葬的信仰结构。这是汉传统的原态,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之根,遗风迄今犹存。

墓不应被约简为葬死之所,相反它是人类铸炼新生命、寻求永恒的中介地。死者一旦入墓,即意味着进入了新生命的铸炼过程。由死而仙、先死后蜕是决定汉人终极命运的最根本信仰结构,“鬼”则成为汉人所设定的生成自我生命价值或意义的主体。

一手握仙术,一手握《春秋》

——汉儒以此方式隆崇圣贤之道,褒赏上德之人

记:四川渠县、宜宾、乐山等地的汉画像石上都有荆轲刺秦王的图像,这意味着什么?

姜:明白了汉朝的道教,才能明了汉代石刻的奥秘。从汉墓的仪式结构、空间象征、符号逻辑、图像内容等许多方面,都能清晰看出汉墓文化体系背后的缔造者,绝非一般画匠,而是胸怀“大一统”理想、追求人生意义而身居民间的一批有思想有信仰的儒生。

基于“汉鬼”特有的信仰,儒生把经过儒家价值观筛选的历史加以神化,认定“自三代以来贤圣及英雄者为仙”,秩以仙谱,图其像传,著之金石,大褒扬之,用粗犷的艺术记录时代之音,呈其胸臆,高其所崇。譬如孝子李善、董永;舍命替夫的“京师节女”;“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儒门所崇的“千世一出之主”齐桓公;义无反顾、无畏牺牲的英雄荆轲;外生死,守汉节,“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含辛茹苦实践“志士仁人”人格理想的苏武等,都被崇列仙班。这些孝子、节女、烈士、忠臣、明主,都是世间君臣士女的人生楷范;画在墓中,一则表示墓主生前品操堪与为伍,一则暗示死后将为仙友。

汉代尊尧,有“汉家尧后”说,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出土的东汉蜀郡太守《李君碑》两次提到汉朝与尧的关系问题,这个碑表明齐鲁、巴蜀之间文化同步融合,在成都已形成儒生道教的范式。

汉画像所展现的生前为忠、孝、节、义之典范者死后成仙的标准,都是以《春秋》价值观为内核的儒家道德伦常的集中体现,是古来圣贤历史人物跻身仙真的依据。简单说,汉朝儒生认为,荆轲为正义有道的象征,而在死后世界,秦始皇未能得道,永沦鬼官而无晋仙之冀。在这里,儒术与仙鬼信仰完美结合,汉儒“一手握仙术,一手握《春秋》”,以隆崇圣贤之道,褒赏上德之人。

记:看来,“不言怪力乱神”的儒家,与黄老仙鬼结合了。

姜:汉墓的信仰构造,最核心的是“尸解”,即死后变仙的信仰。这一信仰以前学界并不知道它在秦汉魏晋的具体情况。我发现,正是在那个历史阶段,尸解信仰盛行且遗存于汉墓,这一信仰使人行道义,无惧于死,造就了不怕死的文化气质,给汉代带来了强大国力。黄老、仙鬼信仰与专注于人间伦常的儒家,看似遥远,却近在咫尺:两者为论证汉家圣统,为汉世开出了一个连接“彼岸”与“此岸”的完美世界,而统一于人生终始之“圆”。在“大一统”进程逐步落实的秦汉时期,负责精神和信仰的黄老道、神仙家,与专注伦常和治世(价值)的儒家思想,在现实政治和社会需求驱动下走向融合,在人生结构中获得了各自应有的角色。可以说,墓中的每个“汉鬼”,都可能是生前践行儒家道德、死后被承诺升仙不朽,实现人生价值、获得终极意义的典范。每一座汉墓,都可能是生前“自默而行”戮力忠孝节义甚至为国牺牲之臣的丰碑。

记:你对马王堆的系列研究独辟蹊径,引起广泛关注……

姜:最初的突破始于我发现道教文献中的“九天开则九日俱明于东方”说,由此论证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所绘九日的思想内涵,揭示出帛画与整个墓葬一起表达的汉初“道者”的尸解成仙信仰。马王堆证明,由死到仙的生命转换,是汉墓的最高宗旨。汉晋墓葬中藏着惊人的“图像密码”,可以探讨汉传统的生命所在,可以挖掘驱动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国力结构的精神维度

——是为当下增强文化自信的重中之重

记:你从宗教学视野研究三星堆遗址,2008年发表的《三星堆为商灭蜀仪式说》引起广泛关注……

姜:古人非常明白宗教祭祀对于国家社稷意味着什么,所以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在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两个方形遗址坑,据其与商代祭祀的近似性质,判断三星堆应是古蜀国被商朝征灭时,商朝巫师为所灭蜀国诸神举行的大规模遣送神祇回归神界的仪式遗存。同年我也发表了另一篇论文《蜀字源于瞽矇考》,通过对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考古资料与相关文献的宗教学研究,提出“蜀”字的起源,确实非如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的来自对“葵中蚕”的描述,而是植根于古蜀祭祀系统,产生于商朝人对古蜀祭祀系统中的盲巫觋、大目神像之瞽矇睅目与跽坐体姿等突出特征的观察,“蜀”字是对这些突出特征简约集中的象形表达。这一结论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对三星堆遗址坑的古蜀文化定性认识构成支持。

记:你还涉猎到汉人信仰在国力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姜:汉朝儒生把通天通神的权利还给了每一个恪守儒家伦理的人,给了每个人以无限的希望——尽管它的承诺发生在死后的世界,为汉帝国造就了高尚子民和强劲国力。汉民族自身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民族产生的重大影响是不可消融的。科技、宗教、文化构成的各个方面都是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部分,但我以为,国力结构中最重要的在精神维度,这是当前增强文化自信的重中之重。

汉传统的生命所在,是一种以“道”统摄、整合、纲领一切的开放性文明机制,这无疑是我们挖掘驱动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必须意识到我们所应肩负起的对于文化传承的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让“传统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传统”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共有的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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