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2017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高端峰会分论坛之“国际视野下的文化产业创新”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分论坛就文化产业在新型政治生态、技术革命的引导下如何开发新一轮能量聚集、创新路径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该论坛将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体规划与国际视域相连接，在积极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文化革新、理论自信的树立。论坛零距离，让您更加了解论坛的方方面面。

1.路径理念双重创新，内容技术互动融合

贾旭东（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旭东主要从战略和政策层面对国际视野下的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梳理，总结出当下所面临的四点问题：首先是文化产业的管理体制到了调整的重要窗口期，党政关系、文化主管部门关系、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和非文化部关系亟待处理；其次是产业政策需尽快调整，从国际贸易、产业政策存留、市场结构三个层面，以文化例外为例进行全面阐述；再次是文化资源配置问题，大量优质的文化资源仍处于闲置状态，如何对此进行充分合理的开发与运用是时下所应关注的问题；最后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战略缺乏总体的制度安排，中国发展至目前阶段，经济上的表现及国际话语权与文化地位不相匹配，如若解决此问题需从文化理念入手，将其重要度提升至战略层面。

李向民（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紫金文创研究院院长）

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紫金文创研究院院长李向民表示，所谓国际视野的实质是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占位问题，从该角度出发，文化产业的理论创新显得尤为重要。由理论自信外延至理论占位本质上是倡导本土文化自信的培养，如何使中国的文化产业理论不仅能够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能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整体实力发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猛向前，联动科技、军工能行业同步向前，伴随此而生的文化新业态理论需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进行概念更新和受众细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本体进行深入研究，而非理论脱节于速度致使其研究内容仍显苍白无力，甚至不堪一击。此外，他还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功能及路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文化专业研究者应该谦虚慎行，沉淀自我至最微观的企业和项目之中，了解行业最真实的生产状态，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姜生（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主任）

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主任姜生教授的演讲题目为“始于产业，成于文化”，他指出文化产业不是一门原生的专业，而是更像从多个项目中挖矿开路形成众多不同形态的通道口，可以由不同的专业进入文化产业之中。文化产业得益于其与各行业的交叉融合属性，亦失领地于其涵义甚广、边界模糊。他强调文化产业本就应当是由专心致志为文化着想圣贤主导，但碍于时下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雅俗仍处两端无法共赏，不少俗人未考虑到受众的真切需求就拿本属脱俗领域的文化产品喂养，致使文化资源大幅浪费现象出现。因此，文化发展需有一个针对消费分化而生的阶层进行精准定位，静下来心来，喝一瓢冷水，回到文化的根上寻找主题，方能永久长存。

王国华（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北京工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王国华以大运河建设为具体切入点，探讨国际视域下京津大运河文化品牌树立的问题。首先，肯定大运河的文化价值，大运河是航空未开、铁路未开时候的中国经济主要命脉；其次，由于如今水文条件、政策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大运河的创新式开发与保护无法紧随时代发展的脚步，只得以遗产的形式封存于记忆深海。但科技因子的注入及非遗创新保护之声逐步高涨，盘活大运河文化资源有了两点新转机：第一，观念创新，要把大运河目标定位为建设高浓缩文化遗产长廊，走带状文化传承之路而非仅通航伤财；第二，打造高颜值生态景观长廊，与迪士尼相对比，进行美学、艺术和心理多方面设计。就长远来看，大运河未来发展的模式应是以与国际接轨的方式介入，从“全域旅游”角度出发，聆听并扩大本土声音，创造本土文化品牌，进而形成全球回响。

宫玉选（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宫玉选在能够传递价值的主流文化和略带创新意味的非主流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阐述，首先，提出“精准创新战略”概念，其讲究把模仿、学习、探索与创新相结合进行结构综合调整，再加之实地调研，避免因凭空想象和自我臆断现象发生。譬如《战狼2》的成功就在于它选择的成功，其类型题材拥有大量的市场基础，旅游行业中民宿扎堆、产业发展高潮迭起也刚好是在把握整体市场发展规律的后进行精准营销的成果表现。其次，对内容与科技的互动进行详细说明，国内如今正面临着不乏优质内容却难以利用的问题，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女娲补天等这些中国元素的内容无法进行优化改编、开发成很好的故事。如若解决此问题，需多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来解决本土文化产业内容资源开发的困境。

2.对外文化投资效果显著，文化集体性日趋明朗

祁述裕（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祁述裕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文化开放”为题，指出文化产业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动力机制来释放自身活力，主要以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主，包含两个部分内容：第一，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的文化市场开放；第二，按照国际规则形成对文化开放政策上的新的参照系，近年来文化开放虽获得许多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文化安全、文化入侵等，其实从国家目前发展的阶段来看，文化开放带来的影响应是利大于弊，有助于提升我国文化国际竞争力。对于放宽文化市场准入的核心要求是：一，坚持从实际出发，以管好内容为重点；二，坚持积极、有序的文化开放政策；三，坚持分类管理；四，坚持三原则，坚定不移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把握安全底线；五，扩大对外开放需要放宽国内文化市场准入。

梅松（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梅松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文化对外出口成果斐然，北京出口额达46.9亿美元，增幅达22.4%，对外投资近几年同样前景明朗，在海外成立的分支机构越来越多，涵盖影视、传媒、出版、演出等文化产业方方面面。在国际文化引进来方面出现了政策不甚明晰造成的引进困境，为此可以通过三个方面进行化解：第一是建立通道，通过“一带一路”进行沿线文化互通与交流；第二是拓宽渠道，支持优势企业进行海外市场的延伸，以此为媒介打破互动屏障；第三是降低门槛，扩大海外优秀文化的准入数量；第四是降减税费，给予外资文化企业到中国投资优惠活动；第五是抓住港台，视此为沟通联结的桥梁和平台。

魏建（《山东大学》学报主编）

《山东大学》学报主编魏建从版权和IP出现的诸多问题与纠纷入手，深度分析互联网领域的纵深联结与竞合抗争，再由经济学领域的例子对产权价值的形成进行深入思考，在外部贸易活动的刺激下致使同一种物品价值上浮，这是产权所有者之外的主体推动了价值的提升，由此可看出，产权主体和利益相关者是通过进一步的市场交易来完成新一轮价值扩充的过程。类比至如今文化产业所普遍面临的版权问题，许多内容IP正处于价值被立方式放大的阶段内，譬如网络文学已然成为世界的第四个文化标签，且此趋势可能还会继续发展下去。版权价值的产生第一阶段是原创，第二阶段是传播与放大，版权的价值取决于能否放大，能否衍生。

沈望舒（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对国际视野下的文化产业发展主要从五个方面阐述：第一，协同融合已成大势。中小型文化企业生长式微，进化成命运、利益、责任共同体趋向愈发明显，文化企业内容已逐步呈现环节递进、优势互补、迅速成长的发展状态；第二，专业化程度高。文化产业领域存在着许多想当然的非专业现象；第三，价值化成长。文化的本质首先是精神价值，其次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这么复杂的到世界都没有统一定义的文化，特别强调它结构顶端的思想、精神文化的旗帜，制度文化的框架、物质文化的基础，最后加上行为文化的载体。如今文化传播正陷入价值丧失的窘境，但价值化产出才是与国际接轨的前提；第四，数字化资源。数字化资源不是文化主体，而文化产业需要的一个大的公共服务的服务产品，一个政府应该做的良田沃土、风调雨顺的环节；第五，人物化品牌。人才的培养和产出速度较慢，但杰出人物所形成的的品牌价值是带来品牌化企业、品牌化人物产品非常重要的业态之一。

郑苏晖（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部商学院副院长）

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部商学院副院长郑苏晖指出，文化毕竟有一个公益性的存在，首先要保证绝大部分的人享受到文化的公益普及，才去谈文化消费的市场性。市场有两块，一个是大众市场，普通老百姓都喜闻乐见的，另外一个就是引领的，输出文化价值观这种高端的精品市场。传统产业需要文化附加值的渗入，这是人才培养的一个视角。人才需求的层次与培养供给有局限，大学的教育，尤其是学分、课程体系的建设没办法培养人才。大部分人是业务型，但是在研发和营销品牌方面，在文化产业领域的人比较少去关注或者提倡。现在的人才培养要分类主要为复合型、专业型和交叉型。人是成果转移最基本的要素，这是产业属性，不是靠地缘或者资源的优势，而是靠人才的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机构的协同，需要人才供给侧的改革创新。我们应该把教育资源整合起来，为年轻人提供平台。从信息协同、产业协同到跨界融合和培养体系的协同。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需要大家理念的创新和理念的互相认同，需要很多部门的协作和机制的协调。

（文章根据现场嘉宾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陈悦

后台编辑：徐妤函

校对：吕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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