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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焉葆:“汉家”神化与汉魏之际政权竞夺

发布时间:2015-05-16    点击次数: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6日第734期 作者:冯渝杰


西汉和东汉长达四百余年,在文化、制度诸多方面颇具开创之功,最终却以禅让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存在。汉魏禅代何以成为可能,东汉坍塌的原因在哪里,长期以来,众多学人勠力求之,兴味不减。


禅让核心在于移交天命


汉献帝禅位诏书等大量史料反映出,禅让的核心在于天命的移交,即汉帝国之“命”被剥夺。这意味着,汉魏禅代的前提是汉帝国有“命”可夺。换言之,其政权的合法性仰赖“天命”而立。最深层次的秩序,往往根植于人的精神或信仰领域,只有从宗教或神学的角度探讨“汉家”之“命”何以建立,为何最终面临更替,才可能回答东汉秩序的解体问题。

依此逻辑,需要检讨“汉家”之“命”的建立途径与过程。“汉家”即汉代的“天下一家”,应成为该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日本学者尾形勇曾详细探讨了汉代文献广泛提及的“汉家”一词,辨明其与“皇家”、“刘氏”、“帝室”等词的关键差异,认为“汉家”具有筑基于私“家”但又超越私“家”之“公”属性,此论甚确。然而,“汉家”之“公”如何可能,尾形勇却未予深究,而这正是解答“汉家”秩序解体的关键。一言以蔽之,“汉家”的神性是保障其获取超越私“家”之“公”属性的根本因素。因为神性的信仰本质,必然要求个人经验之剔除及纯粹的归附式认同,所以神性的注入无疑是确立全新的“家”之秩序的最彻底方式。由此,一整套超越于万千私“家”,却又为其所认可的“天下一家”的话语表达,亟待加强、完善。


谶纬是赢取天命的关键


在灾异学说业已盛行的汉成帝、哀帝时期,谶纬以神秘的信仰形态,通过高扬汉之建国神话(高祖感生、异貌及河图受命等)、铸立“汉家”神统(“尧后火德”说的确立)以及转接灾祥征兆之论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建基于“家”却以“无家”为基础的“汉家”神学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先秦以来的“天下为公”构设。然而,“汉家”神学在保障“汉家”之“公”的同时,也开启了天命神权的竞夺。两汉之际,“篡汉”与“复汉”相继上演,经过一轮“绝而复属”的小循环,神权再次归拢于“汉家”。在此过程中,“窃汉”与“复汉”者无一不援引谶纬,以证其为天命所系,这说明谶纬是掌握人心、赢取天命的关键所在。

谶纬的注入使得“汉家”的神学属性骤然加强,从此“汉家”的体魄中生长出“公”的灵魂——天命。在灾祥征兆体系中,天子被天命选中,代表众人对天负责。同时,所有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角色,参与天下这个大“家”。推演、预测天命成为关系国运的“天机”,国家因之设立专职人员,民间亦不乏窥测天命者。故而,符命、谶纬、星象、灾异之说大兴,太平祥瑞证其天命所归,灾变异象预示天命转移。“汉家”的“公”系统正是凭借这些知识与信仰,才得以有效运转起来。“汉家”神学的完成,无疑意味着一个与“天命”紧密联系的神圣国家范型的铸成。同时,“汉家”之“命”能够依凭谶纬予以推演、预测,这成为汉末党人、隐逸以至黄巾之所以最终推动汉魏禅代的逻辑起点。


“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


汉末,各种代汉思潮暗涌,呈现众流汇聚之势。首先是五德终始说、谶纬神学,其次是原始道教神学、“终末”论说。两汉之际的天命(德运)之争,是谶纬神学注入“汉家”内涵后的首次社会回响,“黄家代汉”思潮则是谶纬神化“汉家”后再次酿起的危机。由于五德终始说尤其是原始道教神学的汇入、推动,这次危机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无论清流、党锢的公开抗议,抑或隐逸之士看似无声的反抗,还是原始道教团体的大规模抵抗运动,无不深受谶纬之影响。

汉末抵抗运动之所以具有共通基调,还在于谶纬神学、原始道教与五德终始说的奔腾、汇流,及其对“汉家”之德运天命的冲决。清流、党锢从守卫理想的“汉家”乡约秩序出发,以经学、谣谶为舆论武器,对侵吞“汉家”公权的外戚、宦官发起正面抗争,以扫除“浊流”,“澄清天下”。远离政治中心的隐逸群体则以图谶(图纬)、灾异、星占、推步、风角、黄老、道术等为武器,以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卜筮卖药、乡里教化等形式,广泛参与民众生活。质言之,他们凭借“话语权力”,对社会舆论产生导向作用,以达到解构“汉家”之目的。例如,山林隐逸之士徐稺认为汉运将终,非人力可以挽回,故宣言:“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


黄巾军走上反汉之路


最后予“汉家”以致命一击的,则是原始道教的代汉神学及“终末”论说。《太平经》作为汉末祈望“太平”思潮最集中、最直接的表达,亦对黄巾运动构成明显有力的思想支撑。可以说“太平”祈望既是连接黄巾运动和《太平经》的核心要素,亦是促成二者繁茂生长的思想生态。《太平经》所描绘的“国家”愿景及相关思想要素,与黄巾看似矛盾的诸种行为,及其祈望更新天地、招致“太平”的宗教理想,皆深相契合。黄巾最终走上与“汉家”相难的道路,根本原因在于黄巾的救世神学发生了由“辅汉”而“代汉”的变化,另寻应天受命之“真人”,继而佐其代汉、解除灾异、获致“太平”。

综上,谶纬神学树立了汉家之“命”,相当程度上构筑了汉代的国家神学,塑造了“汉家”之“魂”。原始道教则接续谶纬神学而发,传递了谶纬神学的接力棒,在“汉家”趋于崩解之时,成为汉“魂”的承载者。原始道教以追寻“太平”理想秩序为目的,对汉魏之际的历史变迁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

来源链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http://sscp.cssn.cn/xkpd/lsx_20155/201505/t20150506_17216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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